过去几年,中国快递行业受到多重因素影响,饱受价格竞争之苦,行业做大的同时,距离做强还有很远的路。
近期一系列涉及保障基层快递员权益、平台经济反垄断等领域的监管措施,一方面有望使得快递公司成本面临刚性约束而无法大幅降价抢量;另一方面倒逼快递企业采取简单降价之外的竞争策略,例如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品牌的溢价。
长期以来,快递企业受到市场、平台与监管三重因素影响,本文从三重逻辑的相互叠加和互动出发,探讨快递行业未来发展之路。
►2020年7月之前,市场逻辑占主导,投资机会主要来自规模效应带来的规模和盈利增长,超额收益主要来自精细化管理到位的中通、韵达;
►2020年7月至2021年9月,平台逻辑占据主导,极兔速递的迅速崛起、融资,以及各快递品牌在疫情后为了迅速填满自身网络产能而大幅降价,导致盈利、估值双杀,上市快递公司股票均下跌;
►2021年9月以来,监管逻辑占主导,从9月宣布提派费,到旺季涨价,价格恢复理性、盈利能力修复,逐步得到验证,超额回报来自此前超跌、跟随市场修复弹性大的圆通、韵达。
在快递包邮制下,电商快递的使用者与付费者分离,在定价上具有明显的toB属性,成本是商家选择快递公司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在服务上具有toC属性,需要不断提升物流时效和服务质量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导致我们看到出现“服务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的怪圈。
由于通达系快递彼此熟知并且均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导致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整体战略趋同,走的都是扩大资本开支、降低成本、提升时效和服务以吸引更多客户的路线,大多依赖电商快递的单一产品和电商卖家这一客户群体。
从单票成本的降低幅度能够体现,目前规模效应的收益已经越来越小。以中通为例,截止到2021年底,其自有车辆中83%已经是大型卡车,其所有业务量当中92%已经通过自动化设备分拣,继续通过业务模式的优化享受的规模效应仍有一定空间,但幅度已经有限。
▲中通日均业务量与单票成本
以海外经验来看,联邦快递创意性地采用航空运送快递,适应了当时美国高端产业兴起带来的时效件需求,获得了商业成功,但也很快引来了竞争对手如传统快递巨头UPS和USPS、航空货运公司Emery和Airborne等。
对于头部公司而言,发展初期各有优势,但在后期业务模式互相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依然存在低价策略,能否做好内部产品定位和分层以顺应甚至创造市场需求是关键。
▲联邦快递件均收入曲线
联邦快递从1975年成立开始到1995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其规模效应体现的非常明显,单件收入从最初时的60美金以上的水平逐步下降至约15美金,此时FedEx的规模约为日均300万件,此后的近30年内,其价格已经基本上稳定,仅出现非常小幅的下降。
从长周期和企业发展规律来说,随着业务量的逐渐增大,规模效应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甚至逆转。按照市场逻辑,竞争激烈阶段头部公司利润率受到挤压,落后公司均出现亏损,并且通过兼并收购或转型等方式逐步退出,随后行业见底。
电商平台彼此的竞争,在早期不同平台可以从商品的品类、品质、价格等方面做差异化,但随着竞争的充分化,这几方面的红利逐渐消失,平台之间竞争的策略也逐渐转向物流和流通的效率,因此会通过自建物流、参股投资、控股并购等方式试图构建自身在物流和供应链上的能力与差异化。
▲阿里系投资的快递企业
在平台逻辑发挥作用强的阶段,积极对接平台的公司享受到相应红利,比如较早对接淘宝并接受阿里投资的圆通,一度成为行业市场份额第一的龙头,比如跟随拼多多崛起而兴起的极兔速递。
另一方面,也会因为电商平台的参与而导致竞争格局发生迅速变化,比如快递公司接受电商或零售平台的投资甚至出售控股权(如苏宁收购天天),一定程度上使得按照市场规律应该出现的出清过程变得更漫长。
另如亚马逊与联邦快递之间,随着亚马逊自身物流能力提升,双方终止了合作,甚至亚马逊物流逐渐成为与联邦快递的竞争对手。除了自建,选择投资参股(如阿里巴巴),则会通过资本、流量等方式间接影响市场格局。
正是由于包邮制度,电商快递的定价与电商商品的定价未能有效区分,导致了电商快递公司不能掌握自身服务的定价权。但随着反垄断环境的变化,平台对于物流供应链的投资和掌控可能发生变化。
反垄断的政策可能促使电商平台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态系统,物流作为整个电商产业链中的一环,电商平台对待电商物流的策略也可能因此进行调整。
如果目前探讨的“商品定价与快递服务定价相分离”(即取消包邮制度)能够有效施行,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电商快递在定价上的toB属性。
随着快递行业规模体量增大,在就业、民生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主管机构的监管目标逐渐从促进行业快速增长转变为稳就业和保民生,去年以来保障快递员权益、禁止低于成本恶性竞争等一系列政策,就是最好的体现。
从国家邮政局十四五规划的目标来看,服务质量排在规模实力之前,产业协同放在重要的定位,并且明确增加了“用户和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市场竞争环境公平有序”,从2020年下半年以来的相关政策文件也印证了上述监管目标的变化。
高压的监管,一方面有望使得快递公司成本面临刚性约束而无法大幅降价抢量(规模效应拐点更快到来),通过传导成本使快递服务价格逐渐恢复理性,另一方面倒逼快递企业采取简单降价之外的竞争策略,例如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品牌的溢价。
监管的变化也使得市场的潜在进入者更少,比如哪吒速运向国家邮政局多次申请快递牌照均未获批准。后进入者在规模上处于劣势,当政策管控行业的成本并且逐渐传导至终端价格,新兴品牌通过阶段性降价迅速扩大业务量的难度就会明显提升,从而有可能改变其决策思路,以及改变资本对于新兴品牌的支持力度。
监管目标和政策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决策面临的约束条件,从而影响到前面所述的市场逻辑和平台逻辑,带动或者加快企业行为方式的改变。这为快递行业走出原有的价格战提供了外部推动力。
总体来看,当市场逻辑占主导时(2020年之前)超额回报来自于通过管理能力最大化发挥规模效应的中通和韵达,当平台逻辑超越市场逻辑时(极兔跟随拼多多崛起)通达系无超额回报,当监管逻辑占主导时(从2021年9月份开始),超额回报来自此前超跌、修复弹性大的圆通和韵达。
未来,快递行业的长期发展主题将是龙头公司在自身份额和规模支撑的基础快递网络之上,围绕新的价值增长点进行布局:包括存量产品分层和客户分群、出海扩张、上下游兼并重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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