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高质量发展渐行渐近

质量发展渐行渐近

产业链挤压与内部竞争导致激烈的快递价格战，但也带来显著的正外部性。义乌提价表明政策主基调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政策干预将有助于：1）产业链盈利的再分配；2）抑制非理性竞争。当下，通达系市值颇具吸引力，建议积极参与板块性机会。

什么引发了价格战？

从产业链视角，“包邮”的电商快递更接近2B业态。“商流决定物流”抑制了物流定价权，对服务溢价产生负向激励（产品同质化）。电商平台货币化率持续提升，挤压了全产业链盈利。而快递网络规模效应显著，很容易内生陷入“资本开支=>产能过剩=>价格战=>新一轮资本开支”的循环。极兔起网/顺丰下沉/通达系扩大份额，都加剧了市场竞争。从社会福利角度，激烈的竞争提升行业效率，带来显著的正外部性（卖家/电商平台/消费者受益）。

义乌提价：2020与2021？

中国邮政管理体制为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地方政府乐于廉价快递服务的外部性，而黄牛与跨区揽件加剧了提价难度（囚徒困境）。价格洼地往往对应政策洼地，即政策倾斜而非效率优势，这或许意味着非理性繁荣。2020年，义乌提价显著稀释件量，政策干预无疾而终。2021年，快递员权益保障受到更大关注，义乌再次成为政策试验田。“量价”双重管控推动价格理性回归，稳定的件量意味着更强的持续性。

更理想的政策框架？

监管政策的传导路径为：1）操作目标：市场份额/定价；2）中介目标：派费；3）最终目标：快递员权益。派费监管是更直接的举措，但这依赖于末端直链与精准施策。职务培训与评级体系有助于改善职业吸引力，缓解快递业人工成本压力。快递员社保本质上属于社会问题，行业自身难以负担。虽然消费者与电商平台具备承受能力，但社保成本分摊与征税主体无关而取决于供需弹性，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或许是电商税）。

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

义乌提价表明政策主基调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政策干预将有助于：1）产业链盈利的再分配；2）抑制非理性竞争。当下，通达系市值颇具吸引力（显著低于重置成本），建议积极参与板块性机会，潜在超预期因素包括：1）义乌提价向全国扩散，2）竞争格局显著优化，3）综合供应链/跨境电商等新业务取得突破。

引言：

高质量发展渐行渐近

2020年10月9日，国家邮政局长马军胜在人民日报撰文《持之以恒推进邮政业高质量发展》，系统阐述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新兴寄递市场，我国包裹快递量已超过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总和，成为全球邮政业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邮政业发展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快而不稳、快而不精的基本情况仍没有改变。邮政业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邮政业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两进一出”（笔者注：进村进厂出海）工程为抓手，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什么引发了价格战？

产业链的挤压

我们将电商平台、电商卖家与快递企业（加盟商/总部）纳入产业链来观察。包邮模式下（或者更广义的商品价格和快递费尚未分离，由卖家选择快递并付费），电商快递更接近于2B服务。“商流决定物流”意味着卖家盈利是快递需求成立的前提，即卖家利润（简化为：毛利-销售费用-管理费用）>0。

电商渠道透明竞争异常激烈，叠加线下效率改善，卖家毛利持续下降；而作为链主的电商平台持续提升货币化率，挤压了全产业链的盈利。在给定的货币化率水平下，快递价格下降至卖家盈利的水平才能产生需求。因此，义乌价格洼地的背后是产业链盈利微薄。而根据拼多多2018年的调研，其卖家平均净利率仅为2.5%（客单价40对应利润约1元/单），因而对快递价格异常敏感。即使不考虑产业链上下游定价权的差异，快递业集中度显著低于电商平台，亦势必影响快递企业定价权。

市场竞争：产品同质化+规模效应

我们定义物流产品的五个关键价值：时效、网络、服务（个性化）、品质（货损）和成本（价格），任何物流产品都可简化为前述价值的组合（类似于投资组合的构建）。经过长期的市场竞争，二线快递逐步出清，一线快递（如通达系）产品力颇为接近，即可视为准“同质化”服务。菜鸟指数以时效为核心，兼顾品质、服务等因素，实现了快递产品力的量化评价，而通达的市场定价与菜鸟指数评价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快递网络具备显著的规模效应（密度经济性）。通过资本开支和精细化管理，叠加网络经济性，中国电商快递将成本压缩至很低水平。强规模效应的行业都有很强的扩产冲动，叠加产品同质化，很容易内生陷入“资本开支=>成本下降=>价格战=>新一轮资本开支”的循环。当然，从社会福利角度，这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外部性。

义乌提价：2020与2021的异同？

2020年：单兵突进，无疾而终

如前所述，电商卖家对快递价格非常敏感。由于政策/效率差异及考核充量因素，即使同一品牌加盟商报价存在差异，衍生出跨区揽件（政策套利）的“黄牛”。这一行为类似消费品行业“窜货”，被邮管局及总部严令禁止，但实际普遍存在。跨区揽件导致本地市场和周边市场（尤其是车程40分钟以内）直接竞争，放大本地件量波动。加盟商亦将总部“市场部”视作“合法黄牛”（市场部往往不具备操作能力，揽件后仍需转包给加盟商履约）。

另一方面，中国邮政管理体制为中央和地方双重管理、以中央为主，依次设立国家邮政局-省局-市（地）局，县原则上不单独设置邮政监管机构。2014年6月，作为浙江邮管局派出机构，义乌邮管局成为全国第一家县级邮政管理机构。廉价的快递服务往往意味着全网政策支持（譬如义乌件更低的派费），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颇受地方政府欢迎。2020年5-7月，义乌快递价格在政策干预下回升：1）由于周边产粮区未跟进，义乌件量下降显著（全网/义乌20/08件量较20/05下降2%/19%）；2）极兔低价起量（未被纳入监管），通达系部分加盟商件量降幅超过30%，经营压力很大。进入下半年，本次政策干预无疾而终。

2021年：量价管控，理性回归

进入2020年，通达系进一步下调派费降低成本，末端网点生存困难，快递员合法权益受到影响，非上门派送也降低了服务品质。2020/12，马军胜局长在北京主持召开保障快递员合法权益企业主要负责人座谈会；2021/04，马军胜局长在上海调研期间又召集7家快递企业主要负责人专题座谈快递小哥权益保障。

更理想的政策框架？

保护快递小哥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本轮政策干预的传导路径是“市场份额/定价”（操作目标）=>“派费”（中介目标）=>“快递员权益”（最终目标）。通过价格+份额的双重管控，义乌快递价格趋于理性。总部适时调整政策成本，有助于义乌件派费修复（义乌件派费普遍很低），揽件加盟商盈利变化不大但资金周转提速。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传导路径需要依次经过总部=>派件加盟商=>承包区=>快递员，存在政策损耗和时滞。直接监管派费是更有效的举措，难度在于：1）除中通较大程度实现末端直链（总部派费结算到快递员），通达系普遍实行派费逐级结算，监管难度很大；2）全网各区域人工成本、收派效率差异很大，“合理”派费的确定颇为困难。

从另一个维度，快递员大都属于灵活就业群体，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其薪酬水平（市场化程度很高）。对比类似职业，快递员更高的薪酬对应于更高的工作强度。根据菜鸟网络2016年的调研，快递员基本工资年均涨幅8%-10%，和交通运输行业农民工工资及我们的微观调研一致。而低端劳动力的稀缺（工资低且辛苦）则是社会问题，海外的解决方案是：1）移民；2）职业培训+职业通道（评级体系）。我们认为快递工程职称体系的建设是颇为有益的尝试，有助于提升快递职业的新引力。

快递员社保备受社会关注，而这本质上亦属于社会问题：新经济业态（如平台经济）通过灵活就业吸纳了劳动力，但尚未提供高标准的社会保障。当下，快递员社会保障的主要问题是：1）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快递业竞争激烈，人员流动性强，加盟商不签劳动合同以规避风险。2）社会保险缺失：加盟商普遍不缴纳“五险一金”，降低成本。3）工伤认定困难：由于缺乏劳动合同及工伤保险，快递员工伤认定困难。

我们认为不宜从道义和个体意愿出发考量快递员社保问题。从即期看，社保是一种征税行为；若快递员返乡，社保统筹账户的部分会造成损失（不难理解快递员愿意全额拿走工资而非缴纳社保）。假设强制快递员缴纳社保，按照300万快递员和5000元/人/年估算，150亿社保成本和行业利润相当（快递业自身无法负担）。经济学原理表明税收分担与征税对象无关，只与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有关。从产业链来看，消费者与电商平台具备承担能力，但依赖于有效的制度设计（或许是电商税）。

产业链盈利的再平衡

无界零售（新零售）意味着互联网巨头的战场从线上向全渠道扩张。“商流决定物流”意味着物流在和商流的博弈中居于弱势，电商巨头与快递企业盈利规模对比可见端倪（阿里巴巴2020年盈利是主要快递企业之和的13x）。以阿里巴巴为例，虽然面临反垄断压力，但其打造“资金流”+“信息流”+“物流”闭环的战略目标并未变化。

对于互联网巨头，快递意味着供应链基础设施和履约能力，其战略价值甚至超过通常意义上的流量入口。投资者担忧快递企业逐步丧失用户触点，成为电商平台的履约工具，也即“管道化”。降派费压力下，快递企业普遍提升非上门派送比例（我们估计2020约50%），则是这一趋势的体现。由于巨头不关心利润，“管道化”下行业难以出清，优酷（未上市）/爱奇艺（IQ US）/腾讯视频（未上市）为代表的的长视频网站则是前车之鉴。假设拼多多能以合理价格收购百世，极兔（未上市）是否还有必要起网？（由于阿里巴巴为百世以投票权计的第一大股东，这一收购几乎不可能）

马军胜局长在《持之以恒推进邮政业高质量发展》中强调“准确把握行业公益性、基础性、商业性等多重属性”。《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草案）》强调：1）快递企业不得低于成本价提供服务；2）电商平台和快递平台不得干预快递企业正常经营。包邮模式显著降低了快递企业定价权，对服务差异化形成负向激励。我们认为商品和快递分离定价将有助于快递业健康发展。作为产业链最大的受益者，电商平台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即产业链盈利需要再平衡。而从反垄断角度，电商巨头对快递业的投资亦可能需要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